■ 黄宏地

　　钟楼是什么时候建成的？今人各有记忆，有说建于1928年，也有说建于1929年，总之，一座欧式的钟楼就这么矗立在了海甸溪的边上。这里是一个港口，一个通商的港口，同时也是一个见证古往今来斗转星移的时间隧道。于是，弹丸之地的海口也成了开放口岸，海口海关有了，各国领事馆也有了，钟楼的对面是法国领事馆，领事馆建在海甸岛，之间隔了一条后溪，海口人管南渡江出海口这段叫后溪。

　　钟楼脚下是码头，有专门的驳船来往两岸之间，法国人就坐着驳船过来，又坐着驳船回去的。领事馆是哥特式的尖顶建筑，庄严而堂皇。夕阳落下的时候，她的尖顶会围绕着一群燕子，层层叠叠地，在不住地盘旋，一到傍晚，它们就飞到各条马路的电线杆上，排列着，站得密密麻麻的，成为一道道的景观。那时候，得胜沙路的燕子特别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它们会在电线上睡一个晚上，早上起来，地面上满眼都是斑斑驳驳鸟粪的痕迹。

　　后来，领事馆变成了修船厂，我的一位童年时的发小还成为了厂里的一名工人，有一次船厂发生火灾，烧到了他身上，他去住了很久的医院，从屁股处取下一大块皮，补在创伤严重处，才好了回来。钟楼脚下就是码头，泊些人货混杂的小船，还有从临高、儋州、文昌，甚至海峡对面雷州半岛的船只，也是在这里歇息的。

　　我父亲就是从这里登船去泰国的。父亲民国十一年生人，从小在文昌原籍的乡下长大，一天正在村口的面前坡上采摘山稔，听到有人大声喊：有谁要去暹罗的不，中午吃了饭做下走嘎。暹罗是文昌人对泰国的特指，如果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一带，就叫“去番”，“做下走”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一起走的意思。旧的时候，北边人是闯关东，西北人是走西口，南方人是下南洋，水路方便，水路可以走四面八方，也是四面八方都可以走，我父亲赶忙跑回家，跟祖母说他也要去暹罗，祖母想了想，也就同意了，于是，怀揣几块光洋，背上单薄的行囊，父亲就和大家匆匆赶往海口了。在骑楼街的泰昌隆客栈住了一晚，后面钟楼敲到五响，他们就起身从钟楼的码头上船了，他们是大人六块大洋，小孩四块大洋，他们得坐着小船，过渡到停泊在外海的大船上去。小驳船穿过后溪，越过睇灯楼，随风逐浪，驶向了大船，也是人货混杂的那种机帆船，上了船的时候，钟楼的钟声又敲响了，也记不清响了几下，天刚放亮，迎着海风吹来的钟声，少年不懂愁滋味的父亲，却情不自禁，泪水就随风飘出了眼帘。那一年，父亲刚满十二岁。

　　像父亲这般年纪，我已经在得胜沙生活好些时光了。小时候，街上行人少，车也少，海口地区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木板车，木头制造，三四米长，两米宽，前面有二至三人在拉，后面大多由一个男人撑住，防止失衡，并控制高低左右。两个大车轮，也是木制的，为了防止拉动时摩擦地面声音过大，就在木轮边上钉上了厚厚的汽车轮胎胶片。这种车走动就不会发出太大的声响。而不绝于耳的，就是那些如影随形的木屐声声了，我们日常穿在脚上的就是木屐，也是用木头制成的拖拉板，几乎是人手一双的，对于这种木屐的制作加工，就不作一一的详细描述了。木屐的声音，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响声了，特别是清晨，路上行人稀少，木屐声更显清脆入耳，我上学时，就是穿着木屐去的，学校离家远，得走一段路，得走完一条得胜沙路。住同一条路的还有两个同学，一位住在我家斜对面港务局的宿舍，一位住新华区政府对面的盐务局的宿舍，清晨的路上，最早响起的应该是我们三人走路的木屐声，轻重疾徐，好像有一种节奏的呼应。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是听着同一个声音出门的，那就是钟楼的钟声。物资匮乏，收入有限，那时人们很少有计时的手表或闹钟，反正我们家里是连闹钟都没有的，就听钟楼的钟声安排生活节奏和起居作息，响几下了，起床，响几下了上学，响几下了就要上床睡觉了。钟声半个小时回响一下，然后是几个几小时响几下，一记又一记的清亮悠扬，深沉而又温馨。声音就在海口市的上空盘旋，回响，甚至很远很远都能听得见。

　　又记：记忆中的钟楼不是这种颜色，是灰褐色的，没有现在这般用红砖砌的颜色鲜艳，楼顶上犹如射向天空的箭簇状的墙垛很尖。钟楼脚下有台阶拾级而上，可以供过渡的人上船下船。用青石条铺成的台阶，经历岁月的磨洗，一级一级的亮可鉴人。钟楼也不是现在的位置，原先的位置所在，与天后宫及中山横路三点成一线，老一辈的人说，这样可以让天后娘娘看得见大钟上时针的移动。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迁移到现在的位置了。关于搬迁的轶事，坊间一直众说纷纭。世道沧桑、天道盈虚，如今，已近百年的钟楼，依然在为这个古老而新鲜的城市准确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