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05年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县文教镇美竹村，原为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1959年12月4日获得特赦，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
每当我回想起在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时，总会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在人的一生中，也许会产生根本的转折了十一年的改造生活，使我好象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在辽西走廊拉开序幕。当时我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军长，该军编入辽谣攻击兵团，廖耀湘任兵团司令。
东北解放军主力（由林彪、罗荣桓率领）包围了锦州范汉杰兵团，锦州危在旦夕。廖耀湘兵团奉命由沈阳沿北宁路西进增援，但解放军捷足先登，我们遂又改向营口，可计划又遭失败。10月26日，奉卫立煌命令向沈阳撤退，途中在大虎山附近被解放军主力包围，各部失去联络，各自为战，陷于解放军四面炮火交叉射程之下，如瓮中之鳖，东逃西跑，互相践踏，人仰马翻。我带领军指挥所人员和第一九五师师长罗莘求仓皇跑到第一九五师一个步兵团团部里，在李家窝棚被解放军包围。27日激战整日，村口阵地 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们几次试图突围都没有成功，人 员死伤过半。我和罗在掩蔽部里捱到午夜时分，此时四面 炮声沉寂i我们带领特务连突围，盲目地向沈阳辽河方向前进，走到二十华里左右，于28日拂晓，撞到解放军第七 纵队某师工兵连哨所’，随即被俘。当日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大虎山地区已没了激烈的枪炮声，各村庄成了国民党被俘官兵的收容所。30日，我和罗莘求及新六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罗英被送到了黑山县北镇收容所。在那里我遇到了新一军副军长兼第三十师师长文小山，该军第五十师师长杨温，副师长陈时杰，新三军参谋长李定陆，该军第十四师师长许颖，第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纬，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第六军第一六九师师长张羽仙，第四十九军第-0五师师长许玉桢等各师、团长都在那里集中。后来又知道廖耀湘和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也被俘了。起初，廖耀湘还假称是第九兵团书记官，后终被揭发。
此时，我完全陷于绝望的阴雨凄风里。战役失败的后果我是明白的：锦州解放，长春投诚起义，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解放沈阳指日可待；平津、华北恐怕在劫难逃，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打败仗是军人的耻辱，而这一耻辱的最大内涵是：我半生的残马生涯以失败告终了！、将来会怎样呢？
一 北国之家
我生于椰林碧海的海南之乡，广州黄埔军校是我戎马生涯的起点，从此出生入死，转战南北，而今在这林海雪原的北国，我面临着人生的转折……
正值北方寒冷的冬天，我坐在隆隆前进的火车上，望着车窗外朦胧的大地，纷飞的雪花，心情难以名状。我仿佛看到老母又在为我敬神祈祷，看到她那哭干了泪水的双眼，满是皱纹的蜡黄的脸，想起儿时家境不宽裕，平时靠吃白薯、野菜碎米汤度日，母亲却常常拿张棕叶包些米，放在汤里煮米饭团给我吃，盼望我长壮些，将来好有出息。进了黄埔，我从见习官到排长、连长、经南征北战，直到当了军长。我原只盼世泰民安，早日解甲归田，以尽孝道，没想到结局如此之惨。
还有爱妻，随我颠簸，为我担忧，此刻我在北国，她却在千里之外的南方海口，膝下三女二儿，将来以何为靠？莉娟呀，我对不起你，多保重吧！
想到这时，我油然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不禁打了个冷战，身体蜷得更紧。想到被俘后解放军第七联队司令员找我谈话，要我解除顾虑，他说：“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了。”并要我换上解放军的棉大衣防寒，我拒绝了，只待一死，冷又何妨？况且临死穿着国民党军服也算表示对党国尽忠到底了。天气冷，我的心更冷呀。
1948年11月11日，我们到达了哈尔滨，到东北解放军官第五团集中。
凌晨下了火军，徒步到南岗。算幸运，雪在夜里就停了，太阳露了头，照着银白的大地，风也收敛了许多，一切显出难得的静美。而我不免怅然，这大自然风光已不属于我，我是罪犯！谁知这是不是上天对我们这些将入地狱 的灵魂所表现出的一丝怜悯呢。唉！我倒更愿葬身大海，漂流到自己的故乡！我鼻子似乎有点发酸，但没有泪水，只待一洒热血了。
东北解放军官团，设在哈尔滨南岗原日本陆军医院，是楼房，有围墙，院里空地很大，环境优美清静。我走进大门时脚步并不轻松，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许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在院里散步，看到他们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我颇为吃惊。就这样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开始了战俘生活。
解放军官团有高级一队，高级二队，中级队。团部有团长政委、队里有队长、管理员等。高级一队主要是国民党军师长以上的被俘人员，高级二队是副师长、团长等被俘人员，中级队按兵种有营长以下人员。当时凡军医、工兵、炮兵、通信兵、驾驶兵等都征求参军，不愿参军的给路费回原籍。
我们的生活待遇为小灶和中灶。高级队吃小灶，有鱼有肉；比中级队生活好。几位兵团司令，如范汉杰、廖耀湘、卢竣泉、周福成、李仙洲等都单独住一个房间，有炊事员单独给他们送饭。李仙洲当时是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在山东莱芜战役被俘，与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等转送到哈尔滨。
是战争把我们这些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大家都不觉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但又是各怀小事，尽在不言中，都竭力掩饰忐忑不安的心情。
这是我第一个战俘之家，我称之为“北国之家’’。
二 遥遥相对
冰雪在融化，心灵在复苏，在真理面前我不能视而不 见，在命运面前我不能视而不见，在命运面前我不能永远做奴隶，我终于做出了选择……
鏖战奔波后的平静并未使我轻松，反而寝食难安，在 心灵的天平上一边是死亡的铅锤，一边是生存的轻烟。共产党优待俘虏，是真是假？虽然眼见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军医、军需等得以放生者确实大有人在，但对国民党高级军官呢？现在的情况是国共两党誓刁 两立，想得到优待实为幻想矣！不过我想对共产党我也无可指责，过去国民党清党不也提出过“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走一个”的杀戮政策吗？现在我只有诅咒自己的命运了。
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不考虑清楚的：我们败在哪里？我不由想起有些国民党将领，提到共产党的打法时，总以戏谑嘲笑的口吻，将集中优势兵力诬称为“人海战术’’，而我们岂不正葬身于这人海之中吗？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兵力多少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国民党将领总号称自己为“八百万”军队，殊不知共产党的麾下是亿万中国民众。真心实意替国民党打仗的人从哪里来？我开始怀疑了。
“政为舟，民为水；载舟之水，亦可覆舟”。在中国，国民党执政，民心尚不可顺，而共产党在野，却能一呼万应，就是应了“民必”这个道理。所谓“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也。“我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我在心里不无怅惘地说。
当时解放军官团的主要任务是写信，写广播稿，劝国民党军弃暗投明。我到解放军官团的第三天，团里何政委就找我谈话，要我写信给当时在北平的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我的族兄郑庭锋，告诉他我被俘经过，劝他早日放下武器。命运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9月19日我经北平去南京时，还在他家见到他，同桌畅饮，而事隔两月，我已是笼中之鸟，他恐怕也将为瓮中之鳖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兄弟难道只有在高墙之内再见吗？这太可怕！思来想去，我拿起了笔写了下面这封信：
锋哥：
十月二十八日我在辽西打虎山被解放，十一月十一日到达哈尔滨解放军官团高级队学习，一切均胜于前，请为放心。弟来哈后，回顾前事，感触万端。犹忆二十年前，我们都因受着大家族和地主压迫，辍学而走广州入黄埔参加革命工作。当时革命军因实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者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所以能以少数革命部队战胜了北洋军阀集团。但以后国共合作不幸为蒋介石所破坏。蒋介石不扶助工农，反而压迫工农；不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反而实行所谓反俄反共政策，变为袁世凯第二；蒋介石使曾与共产党合作革命的国民党，变为反动派把持包办的反共反草命党，陷国家民族于半殖民地地位。
我现在最痛心的，就是二十年来，我们竞跟着蒋介石走，做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事，完全和我们初入黄埔时的志愿相违背，而未能迷途知返，早日向人民请罪。现虽蒙解放军宽大待遇，未予惩处，但自己不能不受良心责备。试想，二十年来，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之下，我们哪一天不是醉生梦死？哪一天感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但一看解放区，则一切完全相反，处处觉得光明、愉快、有朝气，与大革命时代的黄埔相比确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不但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就连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也好比恢复了生命一般。同是一个士兵，替国民党打仗就不爱打，而替解放军打仗就爱打。了。这看来似是怪事，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此次义县被解放的士兵，不到三五天的工夫，就参加了锦州攻城战而且有许多战士立了战功。还有被解放的军官，在军官团中那种勤学情形为弟生平所未见，亦为吾哥所决难想象。凡此种种，，均使弟对过去愧悔交集，对将来充满希望。
弟今既已亲历一切，不能不念手足之情，向吾哥沥诚倾吐，以冀吾哥勿蹈弟等在辽西之覆辙。
国民党统治的形势，如以东北为首，华北为胸，华中为腹，华为南脚，则今首已斩断，胸部惟存平津几座孤岛，腹部之济南、郑州、开封、徐州均已先后解放，仅存汉口、蚌埠等少数据点。试问还有民心离弃，民变蜂起之华南，究竟尚能维持几时？国民党在全国大势已去，平津迟早是要解放，多守几天少守几天，又有多大的差别？长春固守几月，结果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绛于以六十军起义，郑洞国及新七军投诚为结局。北平今日已处大军重围，更非长春只有几个独立口币包围所可比拟，要守几个月是不可能的。北平守军之训练装备远不如辽西之新一军、新六军，但此两军作战不到六十小时却完全被歼。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令年秋季攻势中，短短五十二天，既解放了全东北，又使二十年来，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之下，我们哪一天不是醉生梦死？哪一天感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但一看解放区，则一切完全相反，处处觉得光明、愉快、有朝气，与大革命时代的黄埔相比确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不但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就连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也好比恢复了生命一般。同是一个士兵，替国民党打仗就不爱打，而替解放军打仗就爱打。了。这看来似是怪事，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此次义县被解放的士兵，不到三五天的工夫，就参加了锦州攻城战而且有许多战士立了战功。还有被解放的军官，在军官团中那种勤学情形为弟生平所未见，亦为吾哥所决难想象。凡此种种，，均使弟对过去愧悔交集，对将来充满希望。
弟今既已亲历一切，不能不念手足之情，向吾哥沥诚倾吐，以冀吾哥勿蹈弟等在辽西之覆辙。
国民党统治的形势，如以东北为首，华北为胸，华中为腹，华为南脚，则今首已斩断，胸部惟存平津几座孤岛，腹部之济南、郑州、开封、徐州均已先后解放，仅存汉口、蚌埠等少数据点。试问还有民心离弃，民变蜂起之华南，究竟尚能维持几时？国民党在全国大势已去，平津迟早是要解放，多守几天少守几天，又有多大的差别？长春固守几月，结果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绛于以六十军起义，郑洞国及新七军投诚为结局。北平今日已处大军重围，更非长春只有几个独立口币包围所可比拟，要守几个月是不可能的。北平守军之训练装备远不如辽西之新一军、新六军，但此两军作战不到六十小时却完全被歼。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令年秋季攻势中，短短五十二天，既解放了全东北，又使 国民党四五十万部队全部覆灭。今东北人民解放大军源源 入关，会合华北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 扫荡华北国民党军之残余，试问谁能抵抗？要想抵抗者，不过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徒作无谓牺牲而已，于己于人，有何裨益？平津必然变为锦州，沈阳第二，傅作义必然变为范汉杰或卫立煌第二，大批军队投诚的的投诚，被歼的被歼，到了那种地步，再回头已晚了。
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注定了，任何挣扎，均属徒劳。语云：“顺天者昌，违天者亡。”蒋介石既然违背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逆天而行，终必灭亡。解放军忠实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一举一动均以国利民福为依归，顺天而行，必然胜利，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孙中山先生说：“凡事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这岂非今天人民解放战争的写照吗？时势如此，望吾哥明辩大局，早日率部投诚，以免牺牲多人生命。我兄弟亦可早日团聚。弟现在确已大他大悟。吾哥勿谓弟自丧立场，替共产党说话。实则这些话，过去不是我不想说，不敢说，而是我不懂得说，现在我懂了因此也就敢想和敢说了。现平津大战，爆发在即，时机迫切，望断然行之，为祷，为祝。
此颂时绥
庭笈弟孚启
于哈市解放军官团十一月十六日
这封信是于l1月l6日晚八时由高级队队长陪我乘吉普车到哈尔滨广播站广播的。17日《东北日报》首版全文发表。当时在解放军官团反响强烈。大家都争看当日报纸。当然，解放军官团的领导对我颇为满意。20日谢团长亲自陪我去新华书店，购赠给一本精装《毛泽东选集>，有记者给我拍了相片，而后又上饭馆吃饭，看电影。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派和，平景象，我似乎也置身于他们之中，忘记了自己是战俘，这是我战俘生涯中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我看到了一丝生存的莹光，冰冷的心中产生了暖意。
随着我又向在海南岛海口市的妻子冯莉娟播音，要她保重，不要去台湾，“我不久就要回去’’，这最后一句话是谢团长嘱咐再之我才说出的。
三 高墙内外
高墙内，在忐忑不安的气氛的笼罩下，是一颗颗惊恐疑虑的心；高墙外，炮火硝烟中是生与死的角逐……
当时，高级队的人都认为出去难了，故而学习兴趣并不很高，夜里望天亮，白天望开饭，傍晚望睡觉；有的呆若木鸡，眼睛红肿，有的坐卧不安，扳着指头数日子，大家终日只以下棋、打麻将、玩牌、算卦消磨时间。我们院里小山上有一小亭子，有时我们坐在里面闲聊，互相开玩笑，有的说：“现在悠闲自在，如处世外桃源一般。”有的说：“我们现在是坐山观虎斗了！”对个人前途的黯然颓丧并未使我们阁目养神，大家都密切注视着高墙之外的势态。
东北全境解放后，四十七万国民党军队全部被歼，东北解放军全部进关。战斗在华北平津、华东徐蚌地区进行。杜聿明11月11日从葫芦岛逃往北平后，回徐州任“剿总”副总司令，指挥国民党军作最后挣扎。
12月25日延安中共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名甲级战犯名单，解放军官团中人们议论纷纷，有甲级，必有乙级丙级……大家忧心忡忡，有的终日一言不发。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同时南京蒋介石发表求和的声明。高级队集中学习报刊文件，开小会、大会进行辩论，很热烈，大家都预测着战争的结局。
1月10日，徐蚌地区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五十五万，余人被全歼，杜聿明被俘；1月14日至15一日平津战役中，天津被解放。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及市长杜建时被俘。形势发展如此之迅猛，如秋风扫落叶，国民党政府已近土崩瓦解。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1月31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了。哈尔滨可同北平直接通信，我立刻给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胞弟郑庭铭写了第一封信，告诉他我很好，也许不久就可以回广东海南岛与家人团聚了。
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同意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此时只望战争早日结束，早日能与家人团聚，以享天伦之乐。
四 战争的结局
江河奔腾，一泻千里，沙石碎砾被冲刷，留下的是坚固的磐石。历史是公芷的，而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这一天终于来到，以醒目的字迹载入了中华史册……
东北解放军官团高级队由啥尔滨转移到抚顺。在抚顺红楼落脚，这是原铁道部在抚顺宿舍，有两栋楼房，高级队住一栋，解放军官团团部住一栋。有一个很大的操场，用铁丝网围着，活动范围不能超出铁丝网和哨所，管理制度比哈尔滨宽些。北平、天津解放后，有些家属来探望，经团部许可，可在楼下眷属队过夜。家人团聚悲喜交集，我们只指望4月1日国共两党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能够成功，结束战争，我们就可以释放了，至少也可以交换战俘否则，恐怕再无出头之日。看到他人一家抱头痛哭，互诉衷肠，我也不由咽下了同情的泪水。
4月1日，国共两党代表在北平开始了和平谈判，大家日夜关注。到了16日，南京代表团派黄绍戟等飞往南京，向南京政府请示，并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我们度日如年，算卦占卜，默默祷告。结果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大家顿时觉得日月无辉，黯然失望了。
21日，解放军百万大军分三路横渡长江。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命令：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我们应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长江乃天险，易守难攻，国昆党兼有海空军优势，原以为必可抵挡住解放军的攻势。但战争进展大出人们的意料．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各省紧接着解放，陈明仁8月9日在湖南长沙率领国民党军起义，长沙和平解放。1949年10月1日，在古老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欢呼声震动天地。据说，在游行队伍中，有些学生装扮成国民党战犯，后面跟着一排持木枪的壮士，显示着人民对战争罪犯的深仇大恨……这一切无不使我们深为震憾。
而在抚顺解放军官团中，一切仍井井有条，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在长春放下武器的新七军军长李鸿等被释放离开抚顺，接着沈阳军区参谋处赵处长到抚顺来找我谈话，征求我可否愿意到解放军军事学院当军事教官，再加上我是广东人，南方口音太重，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只，自广东人说普通话。”赵处长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又去找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谈。李涛回来问我韵意见，我说：“要想离开解放军官团，你就去吧。”他果然当了齐齐哈尔解放军步兵学校军事教官。1953年镇压反革命，他又被送回绥化解放军官团高级队。后病故在沈阳军区军法处看守所。
1950年4月，海南岛解放，我住在海口市的妻子冯莉娟来信告我，当初她准备去台湾的船票都买好了，但听到我在哈尔滨的广播，看到我给她的信就留了下来，现在家里住着解放军团部通信排，他们纪律很好，对孩子们都很好，让我放心。
国共两党和谈虽然失败，但被俘人员先后有的参军，有的释放，大家精种上又安定了下来。
五 又起波澜
“自由世界”盟主的美国，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是震惊，是觉醒，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
1950年6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从朝鲜南北线视察归去不几日，便纠集十五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悍然发动了侵略北朝鲜的战争。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岸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落，包括抚都进入备战状态，解放团也进行防空演习。大家早晚都谈论战争的胜败和我们的安全问题，看来和家人相聚更遥遥无期了，甚是焦虑。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的率领下，雄越赳、气昂岳，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开始了殊死的反侵略战争。
这时解放军官团中更是议论纷纷。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前，中央宣传部长任卓宣曾经大声疾呼过，世界必因美苏争夺而大打起来。为此，我们部分人大有幸灾乐祸、惟恐天下不乱之感，他们分析：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已伤元气，美国则得天独厚，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友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不打，一打准定是美国得胜。苏联战败，中共江山就坐不稳了，况且人民解放军的装备远不及美国，朝鲜半岛打不了游击，用小米加步枪打美国，就不那么容易了，志愿军纯粹是以卵击石。
但多数人则认为：美国人武器是好的，火力是强的，但缺之战略战术研究，他们不善于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军事要素来策定他们的战术，因此整个战斗力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如果中国将领指挥得法，士兵浴血奋战，胜利不是不能的。
也许是由于心灵的复苏和对所谓盟首、好指手划脚的 “大鼻子”美国人的畏厌，我更希望和平的早日来临，毫无 ‘坐山观虎斗的兴味。
不久，解放军官团高级队离开了抚顺，去向没有公布， 我心里象揣个小兔七上八下，难道朝鲜半岛的枪声成了把 我们送上刑场的催化剂？我坐卧难安，上火车前还匆匆写 了封诀别书，藏进行李也好一旦不测对妻子有个交待。唉， 可恶的战争！火车一直向北开，经过了长春，哈尔滨，以为要开到中苏边境去了，但到了绥化县火车站，我们却下车，住进了政府街十七号，这是一个四合院，中间有片众草坪，四周有碉楼，警戒严密。这里原来早有安排，房7间都已安装暖气设备，生活如以前一样平静，并无异样，我人心渐渐安平下来。
1953年夏，我妻子冯莉娟携带我六岁的儿子从海南岛
经北京到绥化来看我。这里与抚顺不同，没有眷属队，她们只能住在外面旅馆，谈话见面在会客室。尽管在走近会客室时我再三叮咛自己要高兴些要安慰她。但，毕竟被俘以来与世隔绝，日思夜想，盼望团聚，此刻一见到她，看到妻子消瘦的脸上布满了鱼尾纹和她那红红的眼睛，还有在一边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儿子，不由鼻子一酸，几年来第一次落了泪。我’们几乎同声说了声：“你受苦了！儿子睁着圆圆酌眼睛迟疑地叫了声：“爸爸”，我赶紧抱起他，追不急待地亲了亲，也许是胡茬扎了他，他转身投入了妈妈的怀抱。她嗔怪地说：“也不刮刮胡子，看把孩子吓的。”我们不约而同地笑了。我向她谈了几年的生活，共产党的照 顾、宽大、她说了家里情况，孩子们听话，老母身体尚好，只是盼我心切！我们滔滔不绝，要把几年的思念之情向对方倾诉，要把几年各自生活的苦与乐告诉对方，不觉已是正午。领导留莉娟和孩子吃饭，这是我被俘后的第一顿团圆饭，因此格外香甜。下午她们回去休息，我圆到宿舍，即把那封诀别信烧了。后来，我特赦出来与她谈及此信，不一，无好笑和感叹。不久，她返回南方，1954年她与孩子迁至北京安居。
在绥化期间，我们也不例外地投入了支援志愿军的工作，捐款、捐衣服、磨米做干粮、写慰问信，写些美军作战弱点：怕夜战、怕近战、怕埋伏战……前线捷报频传，美军连遭挫败，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我算松了口气，和平终于来到了！我仿佛清晰地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巨人正在崛起，孕育着无穷的希望。
六 新的生活
在这块土地上，也曾洒下我们的鲜血，那是在血雨腥风之中，求生的拼搏；而今，我们又播下新的种子，沐浴在阳光之下，不再是盲目的厮杀，而是走向新的生活
1954年冬，解放军官团高级队结束。师长级被俘人员送往各地劳动改造。司令、军长级的送往沈阳军区军法处看守所。这里是服法机关，每人住一间几平米的房子。我们一下车，就被戴上脚镣，我感到很沉重，好容易挪到牢房，便一头倒在床上，没想到不一舍儿一名巡视的解放军士兵喝令道：“起来，不到时间不许躺下，坐着。”我惊愕不已，尽管我被俘已近六年，但这还是我第一次尝到坐牢的滋味。在这里没有集体的学习，劳动，整日闷坐，无人交谈。到这的第二天高级队邓焯城队长对我说：“解放军官团结束了，．你们没法判刑，又没地方送，就送到这里”就在这个小笼子里，我们渡过了两年。
1956年，为加速改造，范汉杰、廖耀湘等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集中；我与李仙洲、卢浚泉等送往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集中。打开镣铐时，一位干部对我们说：你们两年来受委屈了，若想得开，也就没什么；想不开，也没办法。”我不无感慨地说：“谈不上委屈，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罪人。”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并不远，在那里我们又开始了集体生活，一起学习，讨论，精神舒畅多了，同时，还组织我们参观。解放前沈阳有“四有”：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生活不宁。当时街道上到处设碉堡，构筑工事，经常全城戒严，警报迭起，，充满恐怖气氛，而且物价飞涨，粮食达亿元一斤，冻饿而死者比比皆是，而今真是天壤之别，修起了平阔的柏油马路，行人车辆川流不息，街旁商店顾客盈门，熙熙攘攘，工厂复工，隆隆的马达声使我兴奋不已。一天，我们一行走进树丛环抱的几间粉刷一新的屋子——幼儿园，看到许多小朋友正围成二个圈游戏，中间几个小朋友边嘣边唱：“找啊找啊，找朋灰，我要找个好朋友，敬个礼，握个手，你是我的好朋友”看到我们进来，孩子们仰着小脸儿喊着：“爷爷好！”我忙笑着说：“小朋友们好！”看到他们红润的小圆脸想起当年满街乞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孩子，我的眼睛朦胧了。当我们走出来，我不禁目光一亮，再看一看这乐园，突然我愣住了，‘当年西进增援以前，我们在沈阳驻军，军部不就设在这所房子里吗？不错，周围建筑完全一样，只是当初这里只有电话铃声，呼叫声，出出进进嘈杂的脚步声，而今是歌声、笑声。
1956年5月我与李仙洲、卢浚泉也走进了北京功德林的大门。这里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一座监狱。民国四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才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即为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功德林直属国家公安部管辖，称为北京战犯管理处。功德林占地百亩，有丈余高的围墙，大门进去是一个广场，大门南面有三幢房子，前两幢是二层楼房，第三幢是平房客厅，三幢房屋之间有？个花园，记得在后一个花园里有株梅花，枝繁叶茂，开花时更是可爱，我常踱到这里，捡起几片飘落的粉红色花瓣放近鼻孔，以享大自然清鲜甜润的气息。大门东面，是成排的平房。监狱中心是放射形的八条胡同，胡同的交叉口是一座几十米高的八角楼，一个哨兵站在楼上，胡同里的情形便可尽收眼底。八角楼脚下还有几个小八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个铁栅，胡同大门上方的灰色墙壁上分别挂有写着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字样的圆形黑底白字木牌。这里俨然是阴森可怕的正规监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到这呈都会感到窒息，我一进大门，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就在这里，我们在大陆上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大团圆了，我又先后见到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国民党十八军军长杨泊涛，国民党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国民党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国民党中央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王耀武，国民党青年军整编=O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国民党临汾防守司令梁培璜，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军长罗成及中将副军长杨光钰，还有康泽，杜建时、沈醉、曾扩情，方靖，宋瑞珂，覃道善等等。最初目光相碰，无论认识与否，点头，微笑，喜怒衷乐，不言而喻。过去在同一面旗帜下战斗，现在在同一高墙下自新，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新的集体生活。
全体国民党战犯分为十三个组，我任第八组组长，并兼管澡堂。我们每个星期洗一次澡，每次我都要站在门口通知，这可给我出了难题。我南方口音太重，“洗”、“死”不分，因此我每每喊到：“第一组先死（洗），第一组死（洗）了第二组死（洗）……’’大家都笑着起哄：“你要死就死去吧，我们不想死！”我也不理睬，但背地里练“洗”字着实费了不少力气。一天，早晨起来和我同睡一个屋的王陵云突然绷着脸对找说：“你怎么深更半夜梦里还喊叫我们去死？太没良心了！”说罢大笑起来，我先是一愣，随即也笑了。但遗憾的是我的普通话至今还没有什么长进。
在我们的生活中，政治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大家每每谈及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时，都兴奋不已；尤其是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所指出的：“……连被俘战犯宣统皇帝、康泽j塞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我几乎把这段话背了下来，它就象一缕透过高墙的阳光照暖了我的心。
七 获得新生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在人的一生中，也许会产生根本的转折，给你以全新的面貌，好似再生。
1957年10月28日，我们从功德林到京郊秦城农场参加劳动。有人把劳动视为惩罚，但岂不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今劳动正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世界，体察劳动人民的感情，用汗水来洗涤心灵，擦亮眼睛。
记得很清楚，一天下工回来，又累又渴，路过一片苹果林，忽见前方路旁一个红润润的东西——苹果，自己掉下来的苹果！我略作迟疑，就向它走去。刚走两三步，一个扎着冲天辫的小姑娘跑来，把苹果捡起来，我停住脚步，愣了一下，想走，却听见小姑娘甜润的声音：“爷爷，我捡了三个大苹果了，你是收苹果的吧，给你吧。”说着衣襟兜着三个苹果走过来，我惊奇地问：“你捡苹果为什么不吃？”她仰着小脸：“爸爸说草果掉在地上会烂的，多可惜呀！爸爸说苹果是公家的，不能吃。”我心里很难受。我这已过半百的人还不如一个小姑娘！我们离民众离得多么远！我忙对孩子说：“走，我们一起送到果林管理员那儿去！”
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指挥干军万马的将领，在田地中却束手无策。挖鱼鳞坑，要求我们每个人一天挖一个两米方圆，一米多深的大土坑，没想到三天我才挖了一个半，第四天就直不起腰了。我们中许多人讨厌汗臭、粪臭、习惯于衣装笔挺，耀武扬威，但岂不知我们身上有一股腐朽的酸臭味。我下决心要用汗水冲洗掉这种气味，否则，回乡愧对辛苦一生的老母；入土愧对曾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的中华民族的祖先。正是在这种心境中我迎来了1959年的秋天。
1959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
“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报纸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尤其是特赦令第一条规定：“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十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这使我最为激动，扳着手指计算，自1948年10月28日被俘至今1 959年9月18日差四十天就整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连续几天我睡不安，一闭眼总看见一位正颜厉色的法官站在限前，一睁眼总不由想起：“我会被释放吗？”吃饭时也总发呆，几次把菜送到鼻孔……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59年12月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的首批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特赦大会，在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的功德林礼堂隆重举行。
往日我们看电影的地方，这时俨然充满严肃的气氛，用富有光泽的大红绸做的横幅高悬在礼堂的上方，主席台正中坐着端庄严正的首席法官，台前两侧，分别坐着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的高级干部。
当我们蹑手蹑脚局促地坐下后，我惊奇地发现台侧坐着的人中分明有一个是我的大女儿。记得她小时候，常没事从家给我打电话，有一次受到我的斥责，一下子哭了，好容易才用两个桔子解决问题。不过，她以后再也不打电话找我了。我十年在押，她便理所当然成了莉娟的帮手，照顾四个弟妹，也不容易啊！算一算十五岁，该是上初中一年级了。孩子，对不起你们啊！这时，莉娟的那一双泪眼又浮现在我眼前。她一个人拉扯着五个儿女，无依无靠，文摊上我这么个罪人丈夫，连工作都找不到，为了生活，去年提出与我离婚，我同意了。她是多么善良、勤恳，无愧贤妻良母，让一切苦难与痛苦都降临我一身好了，不要折磨她吧！……不知是谁碰了我一下，我猛然从苦思中惊醒：
法官开始唱名了：
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_一郑庭笈L一宋希濂
杨泊涛一一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以上人员，改造十年朝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
我的血液象凝固了，以后又说了些什么再也无法听清，透过泪帘恍惚看见女儿登上了讲台，代表特赦人员家属讲话。在我的耳畔：黄埔军校教官的喝令、枪炮的轰鸣、逃难人民的哭号，爱妻的泪水、幼子的呼唤、十一年来共产人苦口婆心的教诲、农场的鸡鸣、锄头落地的铿锵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我人生的交响瞄。此刻我好象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
八 殷切关怀
共产党创造了中华民族壮丽诗篇，阳光雨露下，枯木逢春，祖国、民族就是我的归宿。
1959年12月14日下午三时，我们十名国民党首批特一赦人员和伪满罪犯首批特赦人员清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共十一人在中南海西花厅，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陪同接见的有副总理陈毅、习仲勋、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张执一以及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人。
总理首先一一询问了我们家庭情况，问到我时，我告诉他我妻子冯莉娟由于生活所迫1958年与我离婚了。总理关切地说：“她是否再婚了？”我说：“没有”。他于是转向在座的其他人说：“你们要动员他们复婚。”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60年10月19日，敬爱的周总理又在颐和园介寿堂接见了我们。总理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生活安排得怎么样？和妻子复婚了吗？”总理还惦记着我的事！我又是惊讶又是感激，回答的声音不由发颤：“我正茌公社参加劳动，还没妥善料理家庭的事。”他说：“一定要抓紧，要体贴妻子的心。”我连连点头，想到一个国家总理，要日理万机，还如此关心我这样一个昔日罪人的生活，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感激。
1961年3月1日，我与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强，杨泊涛被发展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同年3月底，全国政协机关安排冯莉娟在政协做打字工作，4月19日，我与冯莉娟正式复婚，定居北京至今。是共产党无微不至的关怀，才使我们终得破镜重圆，享受天伦之乐。1983年我被特邀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这篇《归宿>是十年亲身经历- (1946-1959)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把战犯改造成为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回忆录，它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新生和全家的幸福，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
当前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但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贝|j，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
我们的路走对了，只有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我是从反对共产党转变为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的。我深深体会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全中国人民的幸’福，才有我幸福的归宿。在九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了香港、澳门的问题。补中山先生的遗嘱，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希望台湾当局响应共产党号召，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把祖国建成富强的经济大国吧。
郑庭笈
（编辑：王国建）
注：该稿摘自《海南文史》第1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