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训越南实习生
    1965年，加工系搬迁湛江建立加工所，刚刚安顿下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研究工作被迫中断，绝大部分科技人员下放农场。1969年，我也被下放到广东省化州县北部的一个小农场，地处两省三县的交界处，人称“西伯利亚”的地区。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开荒、种植橡胶和施肥等。
    1970年3月，突然通知我去参加培训越南实习生的工作。该任务由中央下达，由广东省农垦总局负责执行。教员及工作人员，从加工所及广东农垦下属单位抽派。培训班的几门主要课程是，烟胶片的制造（韦玉山主讲）、浓缩胶乳的生产（黎沛森主讲）、胶厂的分析化验工作（刘静波主讲）。培训班分别在广东省化州县的新华农场和建设农场进行，历时近1年。共有30多名学员，由越南农业部的官员率队。
据说，这些实习生学员学成回国后，不少人成为越南天然橡胶加工研究和生产的骨干力量。
    二、赴柬埔寨援建制胶厂遇险
    1976年，根据中柬有关技术合作协定，为帮助柬埔寨发展天然橡胶生产，中国政府决定援助其建造4座标准胶加工厂。此项目由广东省农垦总局负责组织实施。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援建柬埔寨标准胶厂技术组，时任湛江农垦局副局长的田之宾兼组长，技术人员主要从加工所和湛江农垦局及其下属单位抽派。我被派参加了该项工作。1976年夏，我们开始在防震棚里搞技术设计。1978年，分批派遣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赴柬埔寨进行现场施工。施工队由河北省保定市的某工程队派遣。因为是无偿援助，建厂所需材料，如钢材、水泥、施工器械以及发电机组等物资和设备皆由中国提供，从中国国内运去。那时候，柬埔寨的磅逊港非常繁忙，因为援柬的在建项目好多个，而中国的物资和设备，都由轮船运至磅逊港，在港口的码头及仓库里，来不及运走的中国物资堆积如山。我们项目的物资，要从磅逊港运至该国东北部的磅湛港，再用汽车运至农场。长途转运这么大量的物资，其艰辛可想而知。援建的4座胶厂中，边江胶园制胶厂首先动工。为了方便工作，田之宾和我们技术干部及少数施工人员住在边江胶园。其他大多数的施工人员则住在几公里以外的朱普胶园里，他们每天上下午都要乘大巴往来于工地和住地之间。在田的领导下，技术组全体人员齐心协力，柬方也积极配合，利用旱季的几个月加紧施工，因而工程进展比较顺利，至1978年底，边江胶园制胶厂的厂房已经盖顶。然而，正当建设工程准备进入厂内设备安装时，柬埔寨东部边境抗敌战事却日益激烈：每当晚上夜深人静时，我们躺在床上，隆隆的大炮声不绝于耳；另外，白天我们还看到边民们架着装满行李的牛车，拖儿带女，沿公路从东往西逃离家园。1978年12月28日上午，田向我们传达了到中国使馆开会的情况，说据当地政府通报，东部局势是稳定的，柬边防军能顶得住敌人入侵进攻，云云。话音刚落，我们在下面即议论纷纷，认为当地政府通报中国使馆的这些情况，与我们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根本不是一回事！恰在同时，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紧接着就听到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并看到远处随爆炸而起的滚滚浓烟。有人说，那是敌机轰炸十多公里外的公路桥。众人的神情骤然紧张起来。领导上叫大家不要紧张，保持镇静。但是，我们心中纳闷着，当地政府为何不向我们通报真实的战况，这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柬埔寨当年处于无商品、无货币、无邮电通讯的贫困闭塞状态，因而要了解战况，也仅限于耳闻目睹一些现象而已。当时的情况，一切只能“眼见为实”。当晚，我们中部分人已悄悄开始收拾行装了。往后两天，战事形势日紧，晚上隆隆炮声一阵紧似一阵。1978年12月31日晚，田宴请当地官员，以迎1979年新年。饭后放电影，突然有通讯员骑摩托车飞奔来报，说敌军坦克已经打到几公里外的朱普胶园。田立即下令全体人员准备撤离。经过一段忙乱收拾之后，与全体农场职工及其家属一起，大家乘坐几十辆大小汽车，沿湄公河边的公路，向金边缓慢南撤。至次日傍晚时分，才撤到金边。后来，才知道住在朱普胶园的施工队在乘大巴外撤时，由于车上的警卫战士（均是十多岁的大孩子）向车外开枪，因而遭到敌军的反击，车上一个本技术组的组员（是由海南八一农场来的发电工人）身中两枪，一枪击中他的肺部，另一枪是子弹击中车上一只水桶后，子弹飞起而击中他的膝部，真可谓“祸不单行”。受伤的这名组员，转运到金边后，由国内派专机接送回北京治疗。我们撤到金边住了一宿，次日又乘火车往西部边境的马德望，住两宿后又赶回金边，说是准备乘中国民航飞机回国。1979年1月6日午后，在我国驻柬使馆的安排和田之宾的带领下，我们赶往金边坡成东国际机场。在等待中国民航班机到来之际，已经听到天上有敌方喷气战斗机的轰鸣声，紧张气氛笼罩着整个候机大厅。我们急切地盼望着，至傍晚时分，中国民航班机终于到来了！由于简化了安检手续，且事先已排好队伍，因此该班机在机场停留约半小时，就又重新起飞。当时，我看到几个记者模样的外国人刚下飞机，见形势不妙，又返回重登上飞机。飞机起飞后直插云霄，在估计已飞离柬国边境时，机上的气氛才缓和下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于当晚9时多到达北京。下飞机后，部农垦局的同志给我们借来了棉大衣。此时此刻，北京气候虽然寒冷，但我们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
    从次日的新闻广播中我们知道，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及其亲属也搭乘我们同一班机到达北京，机场上受到邓小平副总理的亲切迎接。还有消息报道，我们回国的第2天，柬国首都金边就沦陷了。我们搭乘的班机是民航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当年，援柬项目众多，在柬埔寨的中国援外人员达数千人，他们大多从比邻的泰国一个港口乘船回国。而只有我们这个项目人员有幸搭乘这最后的中国民航班机回国，其原因据我揣测，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实施场地在柬国的东北部，紧靠边境，接近战争前沿，而且在撤离过程中遭到袭击，有一名组员身负重伤，因此，安排我们搭乘飞机回国，以资抚慰吧。

   韦玉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加工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