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季刍是第一批在海南岛参与创办橡胶种植园的华侨。天任、蔡惠胶园是中国第一代华侨橡胶园。
20世纪初叶，蔡季刍与曾汪源、曾金城父子等华侨在海南岛儋县（今儋州市）合股创立天任公司引种橡胶，后退出天任独资创办易通公司，1941年易通更名为蔡惠胶园。天任、蔡惠胶园被原国家农业部长何康称为“百年胶园”，蔡季刍为这两个胶园的开创与发展付出了一生的汗水和生命。
我是蔡季刍的外孙女，根据母亲蔡惠珍、十姨母蔡惠琳回忆讲述的情况及相关的历史资料，整理此文，为后人留下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华侨先驱者们在海南岛儋县开发第一代天然橡胶园的历史资料。
一、蔡季刍的家世及后人
蔡季刍祖籍广东番禺，其家族为世代茶商，在福建有茶园，广州有商铺。清朝同治年间，太平天国战乱，蔡家家道中落。蔡季刍的父亲一支遂远赴南洋，于马来亚之新加坡定居，两代以种植橡胶为业。蔡季刍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农历癸酉年四月二十二（公元1873年5月18日），卒于辛已年三月初十（1941年4月6日），享年68岁。
蔡季刍在马来亚与原配夫人育有子女6人，名字为：惠祯、惠萍、惠仁、惠贤、惠杰、惠英。蔡季刍于20世纪初叶来琼后，与从老家广东番禺带来的婢女梁亭亭（小名亚姑）成婚并育有6个子女，名字为：惠琼、惠莹、惠珍、惠琳、惠琪、惠侨，最大的是我七姨母惠琼，生于1917年。蔡季刍与梁亭亭所生的6个子女全部在儋州的胶园中长大，如今，除七姨母惠琼和舅父惠侨已故，都还健在。我母亲惠珍、十姨母惠琳居海南海口市，八姨母惠莹、十一姨母惠琪及其后人定居台湾。
我的外婆梁亭亭（母亲及姨母们称她亚姑），广东南海人，离外公老家不远，生于光绪十九年癸已年五月初四（公元1893年6月17日），辛未年正月初二（公元1931年2月18日），因生舅舅惠桥得产褥热去世，年仅38岁。
二、蔡季刍等华侨引种橡胶的历史背景
蔡季刍1904年来琼，于儋县洛南乡垦荒辟植胶园，遂与友人合组天任公司。1915年至1920年间（不详），股东意见不合，蔡季刍从天任分出，独资成立易通公司。1939年侵琼日军占领儋县后，素有爱国传统的华侨胶园主无一与日军合作，胶园无收入，南洋又因战乱无法接济，蔡季刍于1941年逃难返回儋州后不久，贫病交困，逝世家里，留下五女一男6个孤儿。当时，年纪最大的是七姨母惠琼（时年24岁），只能请七姨夫龙海潜（广西人，已故）来主持家务，七姨夫为避嫌明志（虑于他人议论外姓人侵吞蔡家胶园财产），将易通公司改名为蔡惠胶园。
因蔡季刍早逝，蔡惠胶园两度易名，更兼战乱年久；解放后，蔡惠胶园被当作地主资本家财产而没收，其后人在历次运动中多受牵连，现存有关资料多系1950年后参与中国橡胶事业的人士回忆，所以，对于蔡季刍这位对中国天然橡胶百年发展历史有重大贡献的华侨先驱者之一，以及天任公司及蔡惠胶园的历史，人们知之甚少。
关于华侨引进橡胶的起始年份，现在众说纷纭，因为历史资料的匮乏，我们很难分清哪一株胶树是中国第一株胶树，哪一位华侨是引入橡胶树到中国大地的第一人，但他们是一个先驱者群体是毫无疑义的。这些华侨先驱者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他们大都祖籍是广东番禺、南海、新会一带的“过海人”（多指从两广一带渡琼的人）；二是他们在南洋原来就互相认识，也许是属于经常有往来的华人社团；三、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因清政府发展洋务运动，在南洋招商，南洋华人社会中曾有一股回国种植橡胶的热潮。这就是华侨回国种植橡胶的壮举都发生在1900年后的几年之中的重要背景。据说，20世纪初，云南土司刀安仁从日本回国途经新加坡时，也是通过当地的华侨友人认识这些有志回国种植橡胶的朋友，才有在云南引种橡胶的想法。（据2005年4月29日云南日报报道：“刀安仁从新加坡引种了一批橡胶树苗到盈江新城的凤凰山上，据考证，这是我国引种最早的橡胶树，至今尚存的一棵高二十余米、主干径围近四米的橡胶树，被人们称为‘中国橡胶母树’。”）
20世纪初蔡季刍在海南岛儋县洛南胶园开荒时的照片（蔡小惠提供）
三、蔡惠胶园从创办到海南岛解放前的坎坷历程
蔡季刍何时在海南岛儋县种下第一株橡胶树？定植成功的确切时间是何年？目前无法考证。家族中传说，蔡季刍曾在福建和海南考察，因福建土质和天气不适橡胶树的生长，才最后决定在儋县建胶园，首次定植失败，又赴新加坡再购胶苗重新定植才成功。据我母亲和十姨妈回忆，蔡季刍来琼种植橡胶的时间是1904年。家里存有一份1980年她俩写给广东省侨办和儋县侨办的申诉书（原件附后）。全文录下：
我们的父亲姓蔡名季刍，是广东番禺县人，大约在1904年左右从星加坡带回橡胶种子来海南垦种橡胶，当时合股叫做天任公司，后因股东意见分歧而分出，叫做易通公司，胶树共三千五百棵，还有些油棕树，至日本侵琼时父亲病亡。日本投降后我们的胶园改名为蔡惠胶园。当时由一位廿余年来和我们开割胶树的老工头陈锦兴帮忙管理。其胶园地址在儋县那大洛南公路旁，即现在的西联农场。解放初期我们被划为资本家，因此胶园由政府代管，但约在1957年经我们上诉后，国务院通知才拨回胶园的银行存款给我们，本来准备继续办理取回胶园的手续，但恰巧反右倾运动来临，不料我俩姐妹在大小会受到批判，说我们是什么反动资本家等等，同时开除了我俩姐妹的工会会籍，当时我们还年轻不懂政策，怕得要命，更不敢再提要回胶园之事，就此交给政府了，直至今天尚未解决我们心中的疑问，究竟我们家庭是属于什么类的家庭，根据什么条件，什么理由来决定，我们很不清楚。我们的父亲除了种橡胶外，别无他职，同时父亲来海南交往的朋友都是一起来海南开垦种胶树的过海人，也更没有担任过任何军官之职，由何批判我俩姐妹时说是反动资本家。为此，我们要弄清究竟凭什么材料，根据何理由？恳请侨办帮助调查清楚给予答复为盼。
敬礼！
申诉人：蔡惠珍 蔡惠琳1980年3月17日
时隔28年，至2008年，蔡惠珍已届84岁，胞妹蔡惠琳82岁。她俩是蔡季刍与梁亭亭的第三、第四个孩子，出生于儋县福音医院，从小生长于胶园中的，胶园就是她们的家。胶园很多事情已经铭刻在她们的记忆里，1980年时，她们才50多岁，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期，那时人们并不懂得蔡惠胶园创办年份早一年或晚一年有什么意义，所以也就没有写错胶园创办年份的理由，她们所记录的就是半个世纪以来天天萦绕在她们心中的最为重大的事，所以这一记载应该是可靠的，与有关历史资料记载的年份也十分吻合。如，胡奇的回忆文章《忆往昔从事橡胶工作的片段》写道：“关于引种的最早时间，其说法差异更大，有的说最早引种是1902年（如广东省府办公室行政处长郑天保1952年1月21日在《南方日报》上发表的《元旦广播词》），而多数学者则说是在1910年（如粤府省主席陈铭枢等著《海南岛志》及其他人的著作），还有说是其他年代的……至于第一个引种人，有的说是何麟书，也有人说是曾金城……”
但是，有的史料记载天任公司和蔡惠胶园是1919年甚至是1932年才建立的，这与史实，特别是与蔡惠胶园创办人蔡季刍的亲生女儿蔡惠珍、蔡惠琳回忆的时间出入很大。从家族中确切发生过的几件有据可查的事件推断，蔡惠珍、蔡惠琳讲述其父蔡季刍1904年来琼种植橡胶这一年份是比较准确的。
20世纪初，蔡季刍从南洋来琼，因环境太过艰苦，在马来亚的太太及子女又不能跟随来海南岛，蔡季刍孤身生活非常艰苦，他就回广东老家买了一个小厮和一个婢女，带来海南作帮手，男的叫亚角，女的叫亚姑（即梁亭亭）。她到海南时约十二、三岁，在长期服侍蔡季刍的过程中，俩人产生了感情，随着胶园状况稳定，蔡季刍与亚姑成婚。蔡季刍非常疼爱这个婢女出身的妻子，1931年，亚姑因生儿子惠桥得产褥热去世，蔡季刍竟因此厌弃他唯一的男孩，责怪这个儿子“克母”，打算把他送人。因母亲病逝，早早就当家的惠琼舍不得这可怜的小弟弟惠桥，私自作主请一个奶妈来喂养，他才得以活下来。
我外婆梁亭亭1931年初去世后，由外公蔡季刍亲手葬在胶园之中。家里至今仍保存着梁亭亭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梁亭亭自到海南后从未去过外地，这张照片是跟随蔡季刍赴海口卖胶时（不知是不是首次卖胶）在海口的照相馆拍的。从照片中看，她当时不过是20岁左右，那时，胶园已经割胶，以当时的技术，胶树最少要8-9年，甚至10年才能割胶。所以说，至少在1914年之前，蔡季刍创办的蔡惠胶园已开始割胶，在1931年梁亭亭去世之前，蔡季刍已经完全有经济能力养育在海南岛出生的6个孩子，而不再依赖马来亚亲属的经济支持。如今年过八旬的母亲和姨母对当年的生活还记忆犹新，她俩说：“留在马来亚的大妈和姐姐们在胶园尚未出产橡胶时，常常寄钱来支援我们。”
蔡季刍在海南岛的橡胶种植业高峰也就是1904至1931年这二十六、七年，自1931年梁亭亭去世后，他悲悼过度，万念皆灰，后来更因健康受损，到1939年日军侵琼，蔡季刍带领全家逃难时，他已经不能自己行走，要工人抬着才能动弹了。胶园也全无收入，南洋接济也被迫中断，蔡季刍于1941年在贫病中去世。胶园也就没有什么发展，
关于天任公司和蔡惠胶园，还有很多旁证材料。如，2002年10月,我舅父惠桥从台湾回琼扫墓，梁勋华、吴国源给他出具了一份历史证明材料（原件附后）。梁、吴在“胶园历史材料”中写明：1、约于一九0五年期间至一九二0由马来亚华侨曾汪源、曾金城父子与蔡季刍合股种植橡胶事业，名天任公司。2、以后蔡惠胶园系由天任公司分出自营，当时蔡季刍主持成立易通公司后改为蔡惠胶园。知情人：梁勋华、吴国源。2002年10月30日。
梁勋华，马来亚归侨，1933年归国开采锡矿，解放前曾经从经济上支援过琼崖纵队。解放后被任命为儋县第一任侨联主席。吴国源，联昌胶园的后人，侨联干部。2008年3月2日，我和母亲蔡惠珍去儋州拜访梁勋华老人，梁精神矍烁，记忆力很好，我问他有没有见过我外公蔡季刍，梁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太没水平，他认为我这个蔡季刍的外孙女太不了解情况了，他大声回答说：“见，天天见！”。他对我说：“我1933年从马来亚回国，在那大从事锡矿开采，当时那大百业兴旺，被称为‘小香港’，很多‘过海人’在那大，形成了一个小社会，他们每天都要在那大三角街胜先茶馆饮早茶，参加的人有区先生（不知是区季谋还是他父亲），你外公蔡季刍，曾金城，还有联昌的吴先生、你七姨父龙海潜等人。”
1949年，七姨母惠琼带着弟妹跟随七姨夫龙海潜（国民党军医）去台湾，我母亲惠珍和十姨母惠琳姐妹俩因在海口护士学校读书留在大陆，胶园由一位帮工几十年的老工人陈锦兴照看，收胶后由“阿华哥”（梁勋华）拿去海口帮助出售，所得收入四成供惠珍、惠琳姐妹俩生活。我母亲到现在也只知道梁勋华叫“阿华哥”，不知道“阿华哥”就是儋县第一任侨联主席。
蔡季刍的妻子梁亭亭，时约20世纪10-20年代（蔡小惠提供）
还有另一个能够说明蔡惠胶园当时规模的旁证。
解放初期，制胶作坊自有两台胶机就是大胶园了。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的大胶园主要集中在海南西部的儋县，天任胶园（现属西联农场）就是全国最大的胶园，日产烟胶片300多片（每片重约半斤），其次是木排、侨值和联昌胶园，日产烟胶片150-250片。而东部的琼海县石壁地区和岛上其他地区大抵是又小又密集的胶园，一家几亩至几十亩不等，日产烟胶片几片，至多不过几十片。大胶园一般有一间制胶做坊，里面有过滤用粗筛、压胶棒、木制凝固槽、铁制凝固盘、手摇光面辊筒和花纹筒压片机各一台，还有一二个水池，另外，有一个晒胶场和一间烟胶房。”
如今保存尚好的蔡惠楼。楼前站立者为蔡惠珍、蔡小惠母女（蔡小惠提供）
天任公司原来就有一座制胶小楼，蔡惠胶园从天任分出后，约1920年，蔡季刍到马来亚贷款，又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和一间砖瓦平房，添置了一台手摇光面辊筒和一台花纹筒压片机。我母亲和姨妈说：“（从天任）分出来后，父亲又再往南洋弄回来一批胶种，在这个胶园的对面山坡买一块地种下。”制胶楼一般建在胶园中心位置。当时的蔡惠胶园跨越公路，一直延伸到现在西联农场老场部一带。所以说，到1920年前后，蔡惠胶园（刚从天任公司分出时叫易通公司，1941年改名为蔡惠胶园）已经有一定规模，否则，没有理由也没有经济能力另盖一座制胶小楼。现在天任公司和蔡惠胶园的两幢小楼都还在，当地叫“天任楼”和“蔡惠楼”，其中“蔡惠楼”位于西联农场原场部中央，“文革”中曾作为知青文艺宣传队活动场所，知青回忆文章多有提及。“文革”后一直有人居住，现在保存尚好，而“天任楼”则已经破败。
天任公司和蔡惠胶园这两栋具有南洋风格的小楼（位于那大——洋浦公路西联农场场部路段南北两侧，相距2公里左右），是蔡惠胶园百年沧桑最有力的证据，此外，就是那些如今仍存活在百年胶园中的老胶树了。据说，20世纪初至40年代前在我国种植的橡胶树，现仍存活的有1000多株，其中，除云南盈江县新城凤凰山东南坡1株外，其余千余株大多在海南的老胶园。琼海琼安胶园30余株（编者注：其中最大的1株，经2008年5月6日实地用卷尺测量，其主干茎基径围为：3.96m，离地50cm处为3.62m、离地100cm处为3.04m、离地150cm处为3.00m），儋州天任和蔡惠两个胶园1000余株。蔡惠胶园中的“橡胶树王”，经2008年4月21日实地用卷尺测量，其主干茎基径围为：3.25m，离地50cm处为2.97m、离地100cm处为2.86m、离地150cm处为2.84m。据有关资料记载：“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干崖土司刀安仁（傣族，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推行实业救国，从马来西亚运来三叶橡胶苗八千余株，种植在北纬24°50′，海拔960米的新城凤凰山南坡上。后来因战乱、管理不善，1950年只剩2株，现尚存1株，仍郁郁葱葱，充满生机，受到国家保护。经测定：主干茎围还在继续增长。1988年4月20日，德宏州农垦分局测量树高为23m、主干茎基茎围为3.663m、离地50cm处为3.15m、离地100cm处为2.73m、离地150cm处为2.94m。2001年8月14日测得树高为21.65m、主干茎基茎围为3.80m、离地50cm处为3.55m、离地100cm处为2.74m、离地150cm处为3.02m。计算得离地100cm处茎围在13年中平均年增长量为3.153cm。” （摘自中国热带农业信息网http://www.troagri.gov.cn/rubber100/china.htm）
百年蔡惠胶园中的老橡胶树王（蔡小惠提供）
早在1962年，海南岛所有老胶树没有更新砍伐前，周恩来总理来海南视察时，这些老胶树就被人们称为“橡胶树王”了。当年周恩来视察题词纪念碑就建在蔡惠胶园中，许多人看到胶园中那些两人不能合抱的老胶树，都无不受到震撼，难于忘怀！
2007年，西联农场举行55周年场庆，原国家农业部部长何康题词：“百年胶园，再创辉煌”。应该说，何康的题词，代表了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开拓者和领导人对百年天任、蔡惠胶园的认同，以及对老一辈爱国华侨为中国天然橡胶事业之重要贡献的赞扬。
很多人都以为蔡惠胶园和天任胶园是一回事，只有极少数了解情况的人，如西联农场第一任党委书记郝向前等，能分得清这两个兄弟胶园的不同。196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西联时，郝向前毫不含糊地向周总理介绍：“这一片是老胶园，这边的叫‘天任’胶园，那边的叫‘蔡惠’胶园。”
我母亲和姨母说：“我们父亲来得比较早，所以，选择垦植胶园的位置比较好，靠近路边，别人来得迟，就只能往里去了。”蔡惠胶园的位置最靠近原来的公路边（即现在的那大——洋浦公路），是海南岛、乃至中国最早定植橡胶的第一代胶园之一。
其实，现在西联农场场部这一个热闹的居民区，就是因天任、蔡惠这两个胶园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洛南在20世纪初叶蔡季刍开辟胶园之前，人烟还非常稀少，胶园开辟后，人烟才渐渐稠密起来。40多年后，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在海南岛大力发展天然橡胶生产基地，西联农场成立，也就选择这里建场部，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里才逐渐成为现在热闹的居民点。
天任、蔡惠胶园初创时期，胶园主们多居住儋县那大镇，他们之间关系很好，当年开辟胶园时，必须互相帮助，才能生存，并因此结下深厚友谊。
我母亲回忆说：“每年将到春节，爸爸必叫大姐做些好的食品送给他最好的朋友欧先生，是广州人，独自一人住在那大告昌坡荣根头的别墅里，有高高的围墙，同时养有三四只凶狗，每次到他那里去就大声叫‘欧先生，出来接我’，进去后送礼物给他，向他拜个年，有时他就给我一个小红包（里面有二个铜板）。另外就是万发公司的经理，姓曾的（可能是曾金城，母亲可能记错了公司名称，应该是天任公司），也是拿些猪肉松、腊肠、盐局花生和皮蛋等送去给他，向他拜年。这些食品都是爸爸叫姐姐早时做好准备送朋友的。都是‘过海人’，一起来海南种橡胶的好朋友。”她还说：“爸爸不时让我去邀请侨兴公司的欧先生过来喝茶。欧先生家有大狗，院子又大，我的声音小，往往大狗听见了，人又没听见；我就和妹妹商量好，两个人一起去，齐声喊‘一二三，欧先生’，然后姐妹俩不等大狗跟来立刻拔脚就跑，奔回家来。”“爸爸很喜欢喝酒，每天都要饮酒，自家常年酿有好酒，也很讲究饮食，做腊肠、腊肉、牛肉松、猪肉松、盐局花生、皮蛋、旦散等各种配料，不同的份量，他都很清楚地交代七姐做，我当时就私下记在本子上，后来，日本人来就都丢了。”
我十姨母回忆说：“胶园要请七、八个人割胶，由工头陈锦兴带领，每天清晨四点出工割胶，阿兴哥负责绞成胶片，拿上胶楼去烤干，再挑到那大镇，交给爸爸带到海口去卖。胶片要拿去海口卖。有一次，父亲请联昌公司的吴伯年一起去，还带着我和九姐（即我母亲惠珍）去海口见世面，当时我都迷路了。”“1939年日军侵琼，爸爸正在重病中，根本不能行动，他让工人抬着他逃难，爸爸带着一家人先是逃到联昌公司躲难。爸爸和一家人都住在联昌公司的朋友家中，日军追踪而至，把爸爸当成联昌的主人，要即刻赶出房屋，就要烧屋，爸爸临危不惧，与日军据理力争，终于保得联昌未被烧毁。一家人都不服水土，全家生了虐疾，正好六姐（即蔡季刍与原配夫人所生的第6个女儿蔡惠英）寄来奎宁，才救了我们的命。之后又流落在那大镇，住在大庙后面万发公司的小楼里，那些日子里，胶园的经济来源断绝，同南洋亲人的通讯也断绝。爸爸后来就在这贫病交困的情况下去世了。”“爸爸在儋县很有名，提起蔡先生，儋县人人知道。有一年，儋县那大发生儋县人和客家、临高人械斗，很多人走散，爸爸煮大锅粥去救济穷人，还拿装米的麻袋给人当被子盖，后来，那大老一辈人讲起此事，都说他为民做好事，留念爸爸的为人。他经常从南洋带人参、奎宁之类的补品药品回来，经常有人半夜来叫门，请他给些人参或奎宁救命，他都答应接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是母亲的忌日，父亲都要我们光脚去胶园在母亲的墓前跪拜祭奠，胶园里种有黄皮树（单核的），荔枝是丁香的，石榴是小个的，沙田柚是红色的，还有龙眼等，每到水果成熟时，我们就在自家果树上采摘，不用花钱买。”“1938年，日本人侵琼，我们家丢失两件最宝贵的东西，一件是一幅画，上面写着：‘不谢东君意，冬青独立名，莫拂枯叶淡，终久不凋零’，父亲经常在饮酒后心情愉快时，就要一个人吟这首诗。还有一个很大的留声机，并有31张唱片，我们五姐妹都很会唱，至今还记得，特别是马师曾主唱的‘血战台儿庄’，大家都很喜欢，是用广州话唱的，我现在每到夜里睡不好时，就在心里唱着这首戏曲。”
四、1950年后蔡惠胶园的曲折历程
1950年4月海南岛解放后，儋县蔡惠胶园等老胶园的情形，《海南农垦报》在一篇报导文章（“栉风沐雨，我更闪亮—— 西联农场五十五周年发展纪实”）中这样写道：“1952年12月5日，一支由林一师和琼崖纵队的部分官兵以及从广东、广西抽调的部分土改积极分子组成的队伍，开赴海南儋州那大北部的一片荒凉之地开荒植胶上万亩。这片新种植的、在当时屈指可数的新胶园与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所属的上世纪前种植的以原天任植胶公司为主的一批面积达2000多亩的老胶园并为南联垦殖场，1955年改名为“西联”。西联从此被载入了中国橡胶发展的史册。也成为新中国发展海南、湛江、云南等橡胶基地的橡胶种苗供应基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边疆繁荣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5年9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赓来海南橡胶垦区考察，他先后考察了东部文昌县南阳垦殖场和西部儋县西联垦殖场的老胶园，认为西部的胶园比东部的胶园好得多。他在回京后呈给周恩来总理的汇报材料中写有这样的话：“从这两丘老园比较起来，西路的园比东路的园好得多，原因：1、西路老园种法按照南洋马来亚的标准，每隔二十英尺栽一株，所以它的树长的比较好。而东路的园是隔十六英尺栽一株，比西路老园密，因而树也长的不很好。2、西面的雨量较好（每月仅割二十一、二天），东面的雨量较小（每月可割二十四、五日）。3、东面遭台风的侵袭比西面严重，据说台风是从东南海面袭来转到东北面，所以东路胶园的胶树树枝叶折损较为严重。由于以上原因，所以东路南阳园的胶树天天割（每月每株可割二十四、五天），全年平均仅得一斤二两，而西联园的树隔天轮割（每月每树仅割十一天），全年平均可得干胶二斤，其优劣相差殊大。”
195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来海南考察橡胶园后题词：“四十年前旧胶园，将来发展看无边。橡胶好似人中脚，结合机床共向前。”
我母亲和和十姨母在回忆1950年后蔡惠胶园的曲折历程时，是这样讲述的：“海南解放不久，军管会成立了那大橡胶管理所，1950年，通知陈锦兴将胶园全部财产冻结。1951年，又通知陈锦兴把蔡惠胶园移交给西联农场的前身管理机构。陈锦兴移交后，就离开胶园，并将情况写信通知我们。当时，我们姐妹俩正在海口上学。不懂也不敢管这种事，陈锦兴也被牵连，据说他因替我们管理胶园，被人检举，差点被评为富农。陈锦兴心灰意懒，马马虎虎点交后就离开胶园了。据陈锦兴说，清点交接时，胶园还有已开割橡胶树3500株，油棕200株，二层小楼一座，砖瓦平房一座，茅草房一座，银行活期存折一张（2500元），干胶片400余斤，光面和花纹压胶机各一台。”
1956年，中央有关落实华侨政策的文件下达，我父亲蔡克正和母亲惠珍、姨母惠琳开始写信给国务院、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等，不久就接到国务院第八办公厅的复信，说已经批转中共广东省委处理。
1957年初，时任海南黎苗族自治州财委副主任的褚石对我父亲（父亲解放初期就在财委工作）说：“在全省财经工作大会上，省委统战部部长罗范群在总结发言时，把广州民航公司、儋县蔡惠胶园当作广东解放以来执行政策偏差的典型在大会上讲了。”此后不久，海南区有关领导就开始处理胶园的事。
1957年上半年，海南区党委农垦部派了两位干部（一位姓邢，一位姓蔡）登门找到我母亲，说了一些道歉和安慰的话，并且表示他们一定要与有关部门联系，把蔡惠胶园妥善地处理好。当时主管财经工作的海南行署副主任罗文洪还通知我母亲和姨母到他的住处面谈，征求家人对这个胶园的处理意见。罗洪文表示：“已经查明，蔡惠胶园属于你们所有，你们向中央和省委反映的意见属实，很好！”他对我母亲和姨母说：“提出三个处理办法，供你们考虑：（1）将胶园交回你们自己管理或委托亲戚管理；（2）你们委托政府代管；（3）你们同西联农场协商，胶园与西联合营。”他指示：这三条处理办法，在你们考虑未成熟之前，可先回家清点你们胶园的全部财产。他还指定由区党委农垦部、海南行署私改办派人，协同蔡家姐妹回西联农场实地清点胶园，以便下一步进行协商处理。
依照约定的日期，十姨母惠琳到西联农场参加清点蔡惠胶园的财产，并领回西联退回的蔡惠胶园银行存款及胶片折旧款（大约2500元）。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私改办的个别人员对胶园所有权提出异议，认为女儿无权继承遗产。清点工作很不顺利，无法完成，只领了存款。不得已，十姨母回到海口后就与我母亲一道向海南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裁定蔡惠胶园的归属。
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于1957年3月20日以<57>民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作出裁定，明确承认蔡惠珍、蔡惠琳姐妹俩对蔡惠胶园财产的所有权。随后，海南私改办送给她们一份协议书，提出以后由西联农场代管蔡惠胶园，定期给蔡惠珍、蔡惠琳姐妹俩付款。可是，没等这个裁定落实，反右运动暴风骤雨般地开始了。蔡惠胶园命运骤然改变，我父亲蔡克正解放前曾参加学生运动，刚解放就在海南行署财委工作，因为给国务院写信反映蔡惠胶园被没收情况，被认定为“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定为右倾分子，开除共青团团籍，行政降两级，下放岭脚农场劳动。后被解除了在财经委的工作，下放农机公司。
因为承受不了反右运动的巨大压力，我母亲和姨母就将收到的私改办“协议书”退了回去，并写信通知西联农场，说她们不要管胶园了，也不要寄钱给她们了。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不久，她姐妹俩即使是海南人民医院历年评为优秀的医务人员，也因为是胶园主的后代而被开除工会会员资格，在大会小会上受到批判。“文革”中，我作为蔡季刍的第三代子女，在学校中因出身不好，不能参加“红小兵”，不能入团，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高分考上中山医学院，也被换成去录取分数低得多的广东药学院。从此之后，蔡惠胶园成为一个禁忌的话题，胶园主后代这种身份成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黑五类。也许，唯有从母亲给我起的蔡小惠这个名字中，还能看到她的一丝希望和寄托。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和党的华侨政策逐步落实，我母亲和十姨母的希望又开始复活起来。我父亲蔡克正的历史问题也得到复查纠正，撤消全部处分，但他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两眼昏花的老者。
1980年和1984年，我母亲和姨母分别给广东省侨办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申诉，父亲也不再“心有余悸”，又开始用他那一笔好字，替妻子改写起申诉信来，只是这一回，他要戴上老花眼镜才能看得清他写的东西了。这次不需要久等，1985年，西联农场落实政策，又与蔡惠珍、蔡惠琳姐妹俩签订了“关于蔡惠胶园遗留问题处理协议书”（原件附后）。双方明确：蔡惠胶园遗留问题处理后，土地和橡胶所有权归公方所有（国营西联农场所有）。
历史是一步一步前进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物权法的眼光来苛求当年的落实政策，不过，作为蔡季刍的后人，看到他用一生的汗水和生命留下的几千株合抱的橡胶树，岂止是协议书上“双方协商折价共人民币16524元”这区区万余元所能等换？虽然心中的感慨确实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是，让我们这些后人引为骄傲和自豪的是：华侨先驱者们为祖国天然橡胶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其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无价的！
1987年，我母亲和十姨母首次赴港与台湾的舅舅、姨妈们见面。
1990年，舅舅和姨妈们终于结伴还乡，他们踏上故乡的土地，跪在父母的坟前，泪湿衣襟，他们在胶林里流连忘返，一夜又一夜合唱着儿时的歌曲。他们对于蔡惠胶园的最后归属，没有半句怨言，他们只是在流露着对祖国、对海南岛这片热土的热爱之情的同时，也流露出政策会不会变、有生之年能不能再次回来的担忧！
五、蔡惠胶园——华侨百年植胶历史的缩影
百年沧桑，劫波渡尽，第一代胶林多经更新砍伐，蔡惠胶园因周恩来总理亲临视察而幸存。至今仍郁郁葱葱，浓荫匝地，成为中国天然橡胶百年历史之见证。在第一代华侨橡胶种植园中，蔡惠胶园是一个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胶园，它在中国橡胶史上既籍籍无闻又备极殊荣，集荣辱于一身。历史以它自己的逻辑选中了蔡惠胶园，让蔡惠胶园的命运成为华侨橡胶种植园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2002年，西联农场与我们协商，提出要在蔡惠胶园里修建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和动迁蔡季刍与梁亭亭坟墓的意见。虽说祖坟是中国人的命根，但舅舅和姨妈们很快就来信表示支持西联农场的意见。我作为蔡季刍的后人，受舅舅和姨妈们的委托，于2002年10月23日与西联农场签订了协议书（原文附后）。这一年，西联农场在当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原址上建立了“周恩来总理视察纪念碑”，碑址就坐落在蔡惠胶园中。《海南农垦报》在相关报道中写道：“海南岛儋州市境内的西联农场，离华侨办的橡胶公司那沧桑的旧址不远的一片胶林外，面对海南西线公路矗立着一座纪念碑。镌刻在碑上的“西联宝岛，南国珍珠”八个金字，把橡胶事业的美丽昭示向永恒。”
2003年2月17日，我外公蔡季刍和外婆梁亭亭的坟墓正式迁至原地20米外的胶林之中，与周恩来总理纪念碑相伴。历史的这一安排，为中国百年橡胶史中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作了最好的注解。蔡惠胶园成为中国唯一同时保留了国家领导人视察纪念碑和华侨先驱者墓地的百年胶林，两代人的足迹成为中国百年橡胶史薪火相传最宝贵的历史见证。
蔡惠胶园不仅是周恩来总理视察过的百年华侨胶园，而且也许还是接待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政要、国内外社会名流最多的胶园。
人们瞻仰过周恩来总理纪念碑，走下纪念碑旁边那绿荫如盖的胶林，在纪念碑旁20米处的胶林中间，可以看到一座汉白玉雕塑而成的墓碑，造型是一本打开的书，那就是蔡惠胶园的主人——蔡季刍和妻子梁亭亭长眠之地。墓碑造型取意“打开历史一页”之寓义。家族的往事如烟逝去，历史的长河流淌百年，蔡季刍墓碑上的铬文永远刻下了老一辈爱国华侨先驱者们为中国天然橡胶事业所留下的历史功绩。
墓志铭写道：“上世纪初叶，先祖及其友人以中国无橡胶种植业为憾，报国心切，毅然回国，历经艰难险阻，成功定植橡胶树于儋县洛南，揭开中国橡胶史之第一页。其时，洛南人迹罕至，烟瘴遍地，今已胶林如海，橡胶产业颇具规模。回眸百年，华侨先驱者之功，不可湮没。百年沧桑，劫波渡尽，具历史意义的第一代胶林多经更新砍伐，而蔡惠胶园因周恩来总理视察而幸存。郁郁葱葱，浓荫匝地，成为历史之见证。二零零二年，西联农场欲建橡胶历史纪念基地，需动迁先祖墓地于林中，蔡氏子孙欣然允诺，乐见其成。盖此胶林为先人手植，每株胶树均为先人汗水浇灌长成，长眠此林中，可谓叶落归根，固先人所愿耳。”
（2008年3月于海口）